本文源自《腾云》第63期精选
作者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很可能晦涩，不过我还是要引用我的一篇长文的结语以之为这里的开篇：

“⋯⋯根据老埃森克和波默尔的上述论点，我大致刻画了有利于疏导人群创造性冲动的制度特征，当然，是理想特征。在这些理想特征当中，或许‘宽容’之于天才人物的顺利生存是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其次才是诸如‘自由’‘民主’‘效率’等因素。虽然，所有这些特征，长期而言，取决于奈特定义的‘社会过程’”。

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意味着这样的“社会选择”基本议题：任一文明可能达到的文明水平，最终取决于这一文明能够容忍和鼓励的多元化（个体自由）程度，同时维系自身不至于因这样的个体自由而瓦解。如果一个社会陷入完全无序状态，它就很难保护或鼓励原创观念或有极强创造性的人物的生存。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只停留在洞穴时代，从无可能获得新鲜的与众不同的信息，那么，它也很难产生原创观念。如果这一判断可以成立，那么，只有“小世界”社会网络适合于产生原创观念。对于制定与互联网相关的公共政策而言，真正困难的不是上述这些基本原则，而是寻找适合于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情境的小世界网络。因为，我们知道，符合小世界拓扑结构的社会网络的集合，几乎涵盖了纯粹的官僚科层权力结构之外的大部分结构。

当然，小世界网络的集合哪怕包罗万象，也绝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小世界网络必定是自我稳定的。事实上，目前的互联技术趋势很可能使人类社会迅速离开小世界并进入冷漠时代的拓扑结构。也因此，晚近几十年兴起于西方的“社群主义”思潮的追随者们热衷于“面对面的交往”（Face-to-Face Communication）。换句话说，在世界趋于冷漠（完全随机互联）的时候，为了使更多的原创观念有机会涌现出来，公共政策必须充分顾及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交流（In-Depth Emotional Involvement）。

上述的原则，我认为是长期发展视角下任何人类社会的公共政策基本原则。现在，我试着说明“群体创造力”（Group Creativity）这一观念及与此相关的各要素。请读者参阅Elsevier出版公司《关于创造力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reativity）2011年第2版的词条“Group Creativity”，以及Springer出版公司2013年出版的《关于创造、发明、创新与企业家能力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reativity, Inven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的词条“Creative Collaboration”（创造性合作）。

根据词条“创造性合作”，需要企业家协调的群体创造过程由下列四环节构成：

1.探讨核心问题以及求解这些问题的外部与内部资源；

2.集思广益，提出可能解决核心问题的各种途径与机会；

3.选择最佳议题和最佳途径，并集中群体能力开发更多与最佳议题相关的机会；

4.实现最佳的解决方案，并发现可改善的议题及最佳的改善途径。

根据词条“群体创造力”，上述的群体创造过程可能遇到下列困难：

1.群体内部成员之间交流过于密切导致“同质化”，从而很难产生“新观念”。引入视角和体验多元化的外部成员，是对治这一困境的常用方法；

2.获得新观念的群体成员可能因为新观念与群体主流观念之间的严重冲突而不愿意提出这些新观念。鼓励尽可能多的群体成员批判性思考或跳出“盒子”（主流观念的束缚），是对治这一困境的常用方法；

3.激励机制如果不合适，则群体成员当中获得新观念的成员可能不愿与其他成员分享这些新观念。这时，有必要引入有利于观念分享的激励机制。但是，这类机制可能诱致群体创新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

4.最常出现于人数足够多的群体内部的，是所谓“免费搭车”（即“搭便车”）的行为。这时，有必要强化对提出新观念的群体成员的奖励。不过，与这一方法抗衡的是它的副作用 —— 由群体成员之间收入差距增加导致的群体创造性下降。

根据MIT名家彭特兰（Pentland）领导的“群体智能”研究小组2010年发表的报告 《关于人类群体绩效中的集体智力要素的证据》（Evidence for a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Factor in the Performance of Human Groups），决定群体智能水平的要素是：

1.群体成员平均的“社会敏感性”，即感受他人意图和观念的敏锐程度。与此相关，彭特兰小组发现，女性占群体人数的比例与群体智能水平之间有统计显著的正向关系；

2.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倾听的能力，尤其是弱者的发言机会，故而，这一要素又被称为群体内部“民主”的水平。

基于上列要素，彭特兰认为，群体智能与群体内部个体成员的平均智商之间没有统计显著的关系。不过，彭特兰的这一结论没有得到爱丁堡大学两位研究者发表于2017年的研究报告的支持。根据这份最新发表的报告，群体成员平均智商可以解释群体之间智能差异的80%以上。此外，彭特兰小组关于女性占群体比重与群体智能正相关的结论也没有得到支持。

▲目前的互联网技术趋势很可能使人类社会迅速离开小世界并进入冷漠时代的拓扑结构。也因此，晚近几十年兴起于西方的“社群主义”思潮的追随者们热衷于“面对面的交往”。

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基于群体成员的个人知识的知识网络可以有三种拓扑结构：

1.知识互补性主导的网络结构，这时群体成员的知识相互激发，最有利于形成新观念。思想史资料表明，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以及欧洲许多被公认为具有极高原创性的思想家，从各自所在群体的互补性主导的知识网络中受益极深；

2.知识互替性主导的网络结构，这是一种最不利于新观念产生的网络状态。应试教育体制培养的毕业生群体，只要来自同一专业，大致而言构成互替性主导的知识网络；

3.由知识互补性和知识互替性分别主导的不同的局部网络，于是有一种新观念产生的动态过程，可能产生许多新观念，也可能抑制许多新观念的产生。这样的网络结构可以不断涌现新的“局部性”（Locality），它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类社会网络，尤其适用于描述大规模群体的创新过程。与这类社会网络的研究密切相关，晚近流行于认知科学领域的“Emboddied Cognition”（有些误导地被译为“具身认知”）。结合这两方面的研究，群体创新过程，不妨被称为“嵌入于知识网络的局部秩序涌现”。

现在我回到文章开篇的那段引文，尤其是它的结尾部分。为了弥补现代社会网络的“冷漠化”趋势，有利于群体创新的公共政策需要强化群体成员之间的“深层情感交流”（改善群体成员的社会敏感性）。思想史的考察表明，人类的几乎全部文明成果（定量概括大约有几千项）都源于一连串偶然因素导致的少数具有极高原创性的小群体（史称“小圈子”）。典型如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的“维也纳学派”，更远的案例是诸如雅典和斯巴达那样的古希腊城邦（每一城邦大约有五万“市民”以及两倍于这一数目的“外来居民”和“奴隶”）。

我想象中理想的公共政策，应激发群体成员之间足够频繁的深层情感交流，同时还应鼓励整体知识网络的不同局部之间适度的交流。所谓“适度”，就是不太弱以致每一局部几乎完全没有观念创新，同时不太强以致各局部知识结构趋于同质。

知识社会与网络局部性

知识的分享是否要以友情为基础？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完全缺乏信任关系，几乎不可能在知识工作者之间形成合作关系。

德鲁克1993年的著作《后资本主义社会》，在他自己1969年著作《断裂时代》普及了马赫卢普系统研究的“知识经济”之后约三十年，正式提出“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这一名称。在知识社会里不再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的阶级划分，因为，这里只有“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之间的知识差异以及不同知识基于我论证过的“知识互补性”的合作与利益分配过程。

上世纪末叶，德鲁克描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被大众媒体描写为“知识爆炸”的时代——由正规学校传授的知识在毕业生走出校门的第一年大约75%已成为过时的知识。于是，知识工作者为应对知识迅速折旧，必须掌握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生存策略，是培养在任一情境之内选择最适合解决新问题的知识的判断力，也称为“实践智慧”。这里，实践智慧为学习新知识提供指导（判断何种知识是合适的）而不是取代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没有实践智慧的指导，学习知识的能力就只是盲目的。

知识社会可视为许多知识工作者之间知识分工与知识协调的社会网络。关于信息（知识是“被理解的信息”）在社会网络里的分布，最著名的定律，学术界称为“幂律”（Power Law），表现为“赢者通吃”（又称为“马太效应”或“财富的两极分化”），故我常译为“权力律”。幂律现象的直观涵义是，任何现象，只要累计出现足够多次就可导致更重要的同类现象，而更重要的同类现象累计出现足够多次之后，可导致更更重要的同类现象。

依此类推，例如，为了出现一个爱因斯坦水平的头脑——智商160，可能必须先有一千个更低级别的，例如，智商145的头脑，而为了出现一个智商145的头脑，可能必须先有一百个智商130的头脑⋯⋯直到为了出现一个智商115的头脑，需要先有一百个智商100的头脑。幂律意味着，一个智商160的头脑可能集聚了一百万个智商115的头脑能够集聚的原创能力。

▲为了弥补现在社会网络的“冷漠化”趋势，有利于群体创新的公共政策需要强化群里成员之间的“深层次情感交流”。

幂律是自然和社会当中最常见的一种规律，但是，它不能刻画人类社会的情感关系。因为，如我在第一篇文章里阐述的，人类情感不能无限分摊，在统计平均的意义上，每一个人可以保持150位有情感交流的朋友。进一步分摊情感，将使这些朋友不再像是“朋友”。因此，在幂律现象的最高层级上的社会成员，几乎不可能保持与底层数百万社会成员的情感交流。

那么，知识的分享是否要以友情为基础？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的论证，简要概述如下：

1.知识之间的互补性是知识的经济收益的最主要来源；

2.知识合作的收益在互补的知识之间如何分配，是各项知识之间合作的主要激励；

3.知识本身的“非排他性”（意味着界定知识产权的成本很高）和“非竞争性”（意味着知识不因分享而降低有效性）是知识在合作者当中分享的主要障碍。例如，甲和乙是陌生人，并且都知道对方有对自己有用的知识，关键是如何为双方的知识定价。首先，双方都不愿自己的知识被分享，因为分享意味着定价失效。其次，在足够多的知识被分享之前，双方都很难判断对方的报价是否合理。其实，人类社会最初的商品交换，哈耶克最早考证，发生在朋友之间。“礼品的交换”，很可能远早于商品交换。完全缺乏信任关系，几乎不可能在知识工作者之间形成合作关系。

▲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以及欧洲许多被公认为具有极高原创性的思想家，从各自所在群体的互补性主导的知识网络中收益极深。

网络局部性的直观涵义是，在社会网络的某些局部形成了节点密度较高的区域。通常，这就意味着某些被视为“局部中心”的节点周围的“邻居”相互之间，有远比局部之外更多的“纽带”关系，表示为“聚集度”或“团块性”（Clustering）系数 —— 任一节点的全部直接相邻节点之间已有的纽带数目除以全部逻辑可能的纽带数目所得的比值。然后，计算社会网络全部节点的平均聚集度，就得到社会网络的平均聚集度。

例如，社会网络的“小世界”拓扑结构的两大特征，其一是节点之间平均距离足够地小于1并且足够地大于0（参阅汪丁丁，2011，《行为经济学讲义》，世纪文景出版，“平均距离”的定义，以及在[0，1]区间上标准化的“距离”），其二是平均聚集度足够地小于1并且足够地大于0。社会网络的另外两大类拓扑结构是：

1.“洞穴人的世界”——平均距离和平均聚集度都足够接近1，它刻画了现代人类的祖先在走出非洲之前居住的几十个或上百个洞穴的社会网络，洞穴之间距离接近1而洞穴之内有接近于1的团块系数；

2.“冷漠的世界”—— 平均距离和平均聚集度都足够地接近0，它刻画了目前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网络，人与人之间完全的随机互联导致了非常短的平均距离，可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却因为完全随机相遇而非常淡漠，以致夫妻对坐茶馆却各自看手机，只关注随机互联的人。

上述的三类拓扑结构，只有“小世界”网络最适合于创造性活动。因为，在“小世界”里，人与人之间仍有足够厚的相与之情，于是可支撑足够丰富的知识分享。当然，这也是最近三十年再度流行的“社会网络科学”（Social Network Science）的一项基本命题。

因此，我们看到，在知识社会，始终存在着两项作用方向相反但几乎同等有力量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信息分布的“权力律”可能使社会网络的某些节点迅速上升到社会顶层并且努力要保持这一垄断地位（通常以“政商勾结”的方式），于是降低了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即底层社会成员向顶层攀升的渠道和机会）。另一方面，知识分享的“情感律”是支持创造性活动的已知唯一存在的拓扑结构，恰如当代流行于欧美发达社会的“社群主义”哲学运动呼吁的那样，人类社会必须以“面对面交谈”（Face-to-Face Dialogue）取代“冷漠的互联”。而网络局部性或聚集度的上升（回到“小世界”拓扑结构的范围之内），也是这一运动可想象的结果。

从最近三十年再度流行的社会网络科学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泰斗彼得·布劳（Peter Blau，1918 — 2002）承接了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 — 1918）学说的描述，人类社会交往的主要媒介是情感与货币，但基于货币媒介的交换关系逐渐占据主导位置并导致财富与权力的垄断（纵向流动性降低），于是激发社会下层的反抗。社群主义运动的合理性在于，它表达了我们每一个人对人与人之间深层情感交流的诉求。这一诉求，齐美尔认为，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他称之为“可社会性”（Sociability），又可译为“社会本能”—— 人类之为“社会性哺乳动物”天生具有的仅仅为了在一起而在一起的“人际交往”欲求。也是为了满足深层情感交流诉求，国内已有地产开发商开始建设“社群主义小区”。在我多次论述的转型期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视角下，社群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更深远意义是“社会重建”

《汪丁丁：互联与深思》
本文源自财新网

　　深思意味着对一切生活方式的反思，包括对互联网生活方式的反思。但是，互联与深思不是相互独立的，故而有必要讨论互联以何种方式妨碍并且以何种方式帮助深思。为此，这篇文章应从界定“深思”本身开篇。

　　其实思就是深思而不是浅思。但它在汉语里太常出现在“政治思想”口号里以致无法表达深思之意，只得与“深”字联用以达其本义。按照字的构造，“想”的原初形态是“相”呈现于“心”。甲骨文字有“相”，如目在树上远眺状。甲骨文有思而无想。“思”的甲骨文形态是“囟”（脑）呈现于“心”。也因此，金岳霖（《知识论》）认为“思议”是比“想象”更抽象的阶段，因为后者毕竟有“相”可依。

　　字源学考察，英文的“think”（思考）源于古日耳曼或古萨克森语“thenkian”，既有“想象”又有“感谢”之意，因此更接近汉字的“想”而不是“思”。由希腊文“νοῦς”（心灵、理解、知性）传入英文的“nous”（汉译“努斯”），涵义与“想象”和“直觉”相近。故而，西语传统里似乎没有对应于甲骨文字“思”的单词。 就想象和直觉而言，苏格拉底是西方思想者的楷模。他的思想方式，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和直觉的。真正与汉语“思”相近的西方的思，可能的转型期是后苏格拉底诸学派，例如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当然，也很可能发生于基督教的教父哲学时期，例如圣奥古斯丁的思，也就是真正的“反思”。所以，阿伦特阐述（Hannah Arendt《The Life of the Mind》vol.I “Thinking”），思想（Vita Contemplativa）的前提是从行动（Vita Activa）中抽身而出，才可进入反思。沉思的传统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将沉思与实践完全分离的传统，应发生于亚里士多德之后（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第七讲）。

　　我们如何反思？这是界定“深思”时必须解答的第二个问题。意识反观意识自身，不可能同时发生。所以，意识只能在记忆中反观自身，即反观过去的意识。根据认知科学家波佩尔在《意识的限度：关于时间与意识的新见解》里报告的关于人类意识“现在”和“过去”的实验结论，通常（统计意义上的“平均而言”），我们说的“现在”，时间范围大约是3-5秒。所以，5秒之前意识的内容属于“过去”。我们反观自己过去的意识内容，从中得到什么？在斯多亚学派的思想传统里，反思就是在自由意志指导下使人生与宇宙的自然律保持协调。至今，检索“deep thinking”（深思）仍可见到现代英语这一短语用于宗教阅读（deep reading）或与思考人生终极目的相关的阅读。在现代英语中，深思似乎总是以思考的结果出现，即“deep thought”。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结果是，深思的结果呈现为文字时表现为“悖论”——因为思考者在思考过程中逐渐颠覆了思考由以开始的前提。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关于幸福的思考常有这样的表达：若不受苦则无幸福。

　　深思之为思考的过程，首先意味着，相对于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境内的思考而言，深思似乎是更长的思考过程。其次，基于特殊的体验，深思其实可以跳跃从而不占用很长的思考时间——例如，有过强烈宗教体验的人，或在战争中有过刻骨铭心体验的人，或有过其它类型的刻骨铭心体验的人。当我们没有这类体验时，为了深思，我们往往要从喧闹的日常生活中抽身而出，如阿伦特描写的那样，避入静室，让时间成为唯一陪伴我们的消费品。或可假设，没有特殊体验的人若要深思，就要有足够长不受干扰的思考时间。也就是说，存在一个阈值s，它取决于思考的主题和思考者的人生体验（包括人格特质和以往的阅读与思考）。深思若要有所结果，则思考时间T必须超过s。但是这里的“结果”是一个待定义的概念，它取决于思考者的预期“a”和满意的标准“k”，例如，仅当 x-a>k时停止思考，此处x是思考的内容，假设在思想中存在“超越”与“不足”这类运算关系。

　　仅就上述最粗浅的思考而言，互联时代的深思很可能是艰难的事情。因为思考者很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思考，于是很难满足T>s。如果任一社会的任一社会成员都不能满足T>s，那么，社会的思想x就不能满足任何给定的a和k。在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视角下，这样的社会很危险，因为它完全没有能力感受那些对它的生存至关重要的问题（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第四讲第五节和第五讲第一节）。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总有“精英群体”——由承担着“感受重要问题”这一职能的社会成员组成。在更古老的人类社会里，这些社会成员通常有最丰富或最深刻的人生体验且因此而有智慧。现代社会的危险首先不在于每一个人用于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在于精英群体不再由有智慧的人组成，我称之为“精英失灵”——类比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深思常要求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尤其是在思考难以深入的时候。批判性思考的德文涵义是将思考运用于思考自身，所谓“反身性”（reflectivity），康德解释过，就是“为观念划界”。任一观念，例如“理性”，必有适用范围。越出适用范围，观念的运用就成为滥用，所以，理性的反身性，在康德那里，就要求理性为理性自身划界。另一方面，在休谟的时代，英文“critics”常指文学批评。一般意义的文学批评不仅是文学的而且更多是历史的和政治的，从而与“智慧”相关。在文学批评中，批判性思考意味着“换位思考”。例如，休谟和斯密在分析人类通有的“同情共感”能力时，表现出典型的换位思考——我们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心引发我们的正义感，我们对他人快乐的同情心引发我们的仁慈感。

　　深思的令人满意的结果，往往导致原创观念（original idea）。也因此，与深思联系着的是原创性思考（original thinking）。这两个短语共通的中文翻译，我认为是“原创思想”。在我阅读范围内，原创思想有至少三种来源：（1）神启。这是人类体验并记录的原创思想的最古老来源；（2）天才。自从有了人群，就有关于“天才”的记录，这些记录由现代关于天才的科学研究报告继承并拓展。天才对人类的贡献，虽万千倍于普通人，却很少能够生存。这就意味着，我们知道的天才人物的数量不足被我们扼杀了的天才人物数量的千分之一。对天才的研究表明，一个社会能够享有的天才数量正比于该社会的宽容程度。稍后，我将回到这一主题；（3）发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这是埃森克（Hans Jurgen Eysenck，1916-1997）在确立“精神质”（psychoticism）这一人格维度时提供的解释，今天被广泛承认。脑内的神经元社会网络结构，依照演化和分工的原则，分化为各种功能模块，也称“局域网络”。在每一局域网络内部形成的任何观念，因为不新，故不是原创的。埃森克以及后来的脑科学研究表明，创造性的观念过程（creative ideation）伴随着大范围脑区的激发，图1取自Rita Carter，1998，《Mapping the Mi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页196。这里呈现的是被试用单词描述看到的行为时的脑图，第一行是内侧前额叶的激活状况，第二行是脑左半球的激活状况。左列是被试执行艰难认知任务时的脑区激活状况，中列是被试执行熟悉的认知任务时的脑区激活状况，右列是被试努力寻找更合适的语词时的脑区激活状况。这一组功能核磁共振脑图表明：人脑倾向于将熟悉的任务交给专业化的脑区模块处理故只有局域脑区激活。当人脑处于完全的创新阶段时，被激活的脑区范围最大。最新发表的文献意味着，原创思考是脑的整体性质（参阅：Maria Starchenko，et. al.，conference paper abstract，2014-November，“brain organization in creative think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vol.94，pp.120-261）。最近发表的关于原创观念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与我们关于深思的经典见解似乎相反，群体思考（group thinking）远比个体思考更适合求解高难度问题。稍后，我将回到这一主题。

　　大量关于原创思想的记录和研究报告表明，原创思想伴随着激情。思想者，恰如罗丹的同名雕塑，沉浸于激情之中。更确切的心理学描述是：对将要发生的突破性进展的预期与直觉，指引着思考的路向并激励思考者紧张地探索一切可能的突破方向。

　　图1

　　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是：（1）伴随原创思想的激情是否为某一类特殊情感，或是仅由紧张思考引发的情绪波动；（2）完全的无激情状态，是否不可能产生原创思想，与此相关的是情感交往和网络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稍后，我将回到这一主题。

　　阅读2010年以来发表的关于“原创观念”脑科学几十份研究报告，可列出有助于产生原创观念的条件：（1）认知能力。这是心理学相当经典的研究主题，延续至今，每年都有不少研究报告发表，关键词检索“cognition”+“creativity”可看到相关文献。例如关于一位数学天赋儿童的脑科学报告显示，他脑内的神经元网络对数字格外敏感，运算速度似乎比普通人快几十倍。更经典的案例是人工智能专家们关于国际象棋大师脑活动的研究报告，大师的脑区已经非常专业化了，所以他们可以迅速调动几百种棋局。由于是经典主题，此处推荐一篇2007年的报告：Eric Rietzschel，et. al，“relative accessibility of domain knowledge and creativity：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 activation on the quantity and originality of generated idea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43，pp.933-946。认知能力，人脑毕竟有限，所以电脑“深蓝”可以击败国际象棋大师。但电脑的原创能力似乎不如人脑，这就意味着，原创性可能主要来自认知能力以外的其它方面；（2）想象（perception）或注意力的合理配置，这是经典的也是目前最活跃的研究领域，尤其在互联时代，真正稀缺的不是知识而是注意力。但是集中注意力不必甚至根本不能导致原创观念，与此相反的共识是，发散型思考最可能产生原创观念。危险在于，过度发散的思考往往导致很高的精神分裂性人格得分（参阅：Kyle Minor，et. al.，2014，“predicting creativity： the role of psychometric schizotypy and cannabis use in divergent thinking”《Psychiatry Research》，vol.220，pp.205-210）。所以，原创思考要求心智在正常状态与癫疯状态之间保持平衡；（3）社会交往情境，这是真正现代的心理学研究主题（古典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体心理而非社会交往心理）。例如“idea sharing”（观念分享）实验，在五种难度级别的思考任务的最难级别的思考之前，如果允许被试有30秒时间分享他们的思考，那么，这组被试在最高难度思考任务的得分显著高于不允许分享的被试（参阅：Andreas Fink，et. al.，2010，“enhancing creativity by means of cognitive stimulation： evidence from an fMRI study”《NeuroImage》vol.52，pp.1687-1695）；（4）睡眠模式，这也是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古典心理学观点是，睡眠有助于创造性。借助各种仪器，人类每天的睡眠被分为若干“快速眼球转动的睡眠”（REM sleep）睡眠周期和非快速眼球转动（NREM sleep）睡眠周期的组合。1990年代后期的研究表明，快速眼球转动的睡眠对于哺乳动物个体将白天习得的生命攸关的知识从短期记忆转入长期记忆非常重要。晚近的研究表明，在非快速眼球转动睡眠周期之内存在一种波长可变的睡眠模式（CAPs），根据脑电波显示仪，这一模式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A1、A2、A3，其中A1类型被认为与原创思考时大脑的发散模式密切相关，而这一类型反映的是大脑皮质在睡眠过程中“若即若离”的状态，既非完全休息又非完全清醒（参阅：Valeria Drago，et. al.，2011，“cyclic alternating pattern in sleep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creativity”《Sleep Medicine》vol.12，pp.361-366）；（5）社会网络的整体性质与社会网络的局部性，这一领域文献极多，与创造性思维密切相关的是所谓“小世界”网络研究。首先，灵长类的脑演化与群体规模之间有强烈的正向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横轴表示根据灵长类各种群样本计算的“新脑比重”——即新脑皮质体积与大脑皮质其余部分体积之比，纵轴表示灵长类各种群平均群体规模（取10的对数）。包括人类在内的猿类由空心圆图标表示，人类的空心圆在最上端。这张图表明，（1）群体规模与新脑比重显著正相关，（2）人类群体规模突破了100这一长期限制。参阅：Robin Dunbar，2009，“Darwin and the ghost of Phineas Gage： neuro-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brain”《Cortex》vol.45，pp.1119-1125。其次，图3，（3）人类群体规模突破（2）所说的100限制，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参阅：Coward and Gamble，2008，“big brains， small worlds：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mind”《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Biological Sciences》vol.363，no.1499，The Sapient Mind： Archaeology Meets Neuroscience，pp.1969-1979。

　　图3.

　　图3的横轴表示时间回溯，单位是“百万年”。图3的纵轴表示群体规模，单位是“群内个体数量”。样本是灵长类种群内个体平均的“新脑比重”。图3表明，人类群体规模在100以下停留了300万年，只在最近25万年才开始突破这一限制。最后，目前尚未达成共识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大脑处于静息状态时，它的内部影响网络，被视为“有向图”的时候，具有“小世界”拓扑结构，参阅：Lu（南京大学医学院）and Chen（成都电子科技大学），et. al.，2011，“small-world directed networks in the human brain： multivariate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of resting-state fMRI”，《NeuroImage》，vol.54，pp.2683-2694。法国的一组作者发现，马尔科夫模型可以更好拟合功能核磁共振信号的脑关联结构，但是这一更好的拟合必须假设脑内神经元网络具有“小世界”拓扑结构。参阅：G. Varoquaux，et. al.，2012，“Markov models for fMRI correlation structures： is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small world， or decomposable into networks?”《Journal of Physiology --Paris》vol.106，pp.212-221。荷兰和伊朗的一组作者发现，唐氏综合症儿童的脑内神经元网络结构类似于受到干扰的小世界网络。参阅：Masoud Gharib，2013，“disrupted small-world brain network in children with Down syndrome”《Clinical Neurophysiology》vol.124，pp.1755-1764。中科院自动化所与台湾学者联合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结构可视为受到干扰的小世界网络。参阅：Jiang and Lin，2012，“anatomical insights into disrupted small-world networks in schizophrenia”《NeuroImage》vol.59，pp.1085-1093。

　　关于“小世界”网络，经典论文是：Duncan Watts，1999，“networks，dynamics，and the small-world phenomen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5，no.2，pp.493-527；Duncan Watts，2004，“the new science of network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0，pp.243-270。这位作者以建立“小世界”研究范式著称于世。这篇1999年文章里，他列出小世界网络的四项必要条件：（1）网络所含节点总数远大于节点平均度数；（2）节点平均度数远大于节点总数的对数；（3）最大节点度数远小于网络所含节点总数；（4）局部网络有较高的团块性。至今，在数百万年里，人类社会经历了三种网络状态：（1）洞穴时代的社会网络，每一洞穴内的十几名人类成员构成完全连接的局部网络故平均团聚性很高（接近1）。但洞穴之间几乎没有联系故社会网络的平均距离很远（接近1）；（2）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网络，典型地，小世界网络。平均距离和平均团聚性都介于0和1之间；（3）完全随机连接时代的社会网络，十分接近今天我们所处的“互联时代”。平均距离和平均团聚性都很近（接近0）。在他2004年的文章里，图4，上述三种基本的社会网络被概括为单一参量（随机改接的纽带数目占总纽带数目的比例）连续变动的结果。

　　许多作者考察了现实世界的网络结构，例如经典文献：H.E. Stanley，et. al.，2000，“classes of small-world networkd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vol.97，no.21，pp.11149-11152。根据这些考察，网络社会科学界达成共识的结论之一是（Matthew Jackson，2008，《Social and Economic Network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关于合作（或不合作）的信息（或病毒）在小世界网络里有足够小的传播成本，并且小世界网络的局部团聚性足够支持各种合作行为，所以，“小世界”是最有利于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的社会网络。与此相比，合作秩序在洞穴人的社会网络里难以扩展，而在完全随机的社会网络里又太缺乏信任感支持。

　　图4.

　　在图4显示的三种基本社会网络中，左上角代表“洞穴人”的社会网络，右下角代表“完全随机”的社会网络。在现实世界里，传统农村社会——所谓“熟人社会”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可视为“洞穴人”网络结构。另一方面，现代都市社会——强烈的冷漠感（太弱的团聚性）和强烈的随机性（太短的平均距离），可视为“完全随机”网络结构。

　　现在我们可将想象中的“思考者”试着分别嵌入于上述基本社会网络内，从而可推测他的原创思考能力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激发或被压抑。

　　有一种文化现象，至少被人类学家视为“文化现象”，最初由克鲁伯（Alfred Louis Kroeber，1876-1960）注意到并就此发表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关于美国人类学家最初的几位泰斗，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第八讲有这样一段文字：“洪堡的文化人类学观念由他的学生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带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美国人类学和现代人类学的开端。”克鲁伯于190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就是博厄斯。克鲁伯注意到，伟大文明的创造性是突发性的而不是均匀分布的。他收集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创造性作品的大量数据，图5，后来，他指导的一名博士生，也成为人类学名家，继续研究文明的创造性问题，图6取自他的这位学生发表的文章（参阅：Charles Edward Gray，1966，“a measurement of creativ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68，no.6，pp.1384-1417）。

　　图5.

　　克鲁伯的图5显示的是公元前900年至公元400年之间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创造性波动，他收集的数据仅限于艺术和哲学。纵轴代表极富原创性的艺术作品和哲学作品的件数，鼎盛时期（对应于柏拉图的时代）不过十几件这样的作品，可见克鲁伯的标准很苛刻。格雷，就是克鲁伯的学生，用另一指标来度量文明创造性，他的图6，纵轴代表极富原创性的人物按照重要性加权得到的数目，横轴代表时间，接着老师的工作，从公元850年到公元1935年。这里出现了三次创造性突发期，1620年代，1830年代，1900年代。

　　荣格多次阐述“意识”的结构，他将“集体无意识”视为一种心理能量流。图7，三年前，我读荣格著作时绘制的示意图。荣格认为不仅人类分享而且人类与哺乳动物甚至更低级的动物分享集体无意识。似乎，地球上的心理能量流（the psyche energy）决定了全体生命现象。也因此，荣格描述的生命现象 （图示“inner world”），更像是地下生长的根茎团块，纠缠交错，仅当这些根茎偶然涌现到地面之上时，才表现为个体生命（图示“personality”），才有单独的枝干和果实，所谓“外部世界”（图示的“the outer world”）。关于创造性活动的心理学研究，晚近十几年，有大量文献发表。研究者们试图理解的最令人困惑的心理现象是：原创性与精神分裂（或“狂躁-抑郁”两极化）人格特质之间呈现统计显著且强烈的正相关性。

　　图6

　　相当多的文献作者注意到原创观念的最大特征是思考者的强烈发散型的思维方式，故而他们试图从演化学说寻求解释，将精神分裂型人格（通常由强烈发散型的思维方式引发）视为生命个体为使他们所属群体保持一定的创新能力以适应变幻莫测的生存环境而支付的代价。我在行为经济学课堂介绍过这些文献，此处不赘。图5和图6意味着，地球上的心理能量流显然不是常量，故原创观念或原创人物的涌现是突发性的。我在介绍苏格兰启蒙学派和维也纳学派的文章里也分别探讨过这一主题：人类社会的天才人物，沿时间维度的分布密度非常不均匀。总之，存在一些蛛丝马迹向我们暗示，人类的创造性确实是痉挛式降临的。创造性极强的人物密集出现在某些时段，而在其余的时段则完全消失。

　　我们可从图5和图6推测人类原创性的几个爆发期，第一次爆发期对应于雅典城邦的鼎盛期，而雅典的民主制度始终被认为是最优越且后来者无法模仿的（因为人口迅速增加而不再有雅典式“直接民主”）。第二次爆发期大致对应于“文艺复兴”运动，那时的意大利城邦似乎也被认为是采取了很优秀的制度。第三次爆发期和第四次爆发期分别在19世纪初叶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交替处，很难判断那时的社会制度是否比现代的更优越，但我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弥漫欧洲知识界的悲观主义情绪，不难判断，大战之前的100年在他们看来确实是西方文明的黄金时代。

　　图7

　　波默尔关于制度和企业家才能之间关系的文章（参阅：William Baumol，1990，“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5，Part 1，pp.893-921）与上述主题密切相关。图8取自2011年我在北京大学讲授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生课程第六讲，充分表现了波默尔这篇文章的涵义。人格心理学家Hans Eysenck（1916-1997）关于创造能力的研究工作支持了波默尔的这一假设：给定时期给定人群的企业家才能总量不变。所以，图8，我画了一条概率密度分布曲线，大约是正态分布，在同一坐标系里，老埃森克画了一条创造能力的分布密度曲线，表现了人群当中少数人（在正态分布峰值的右侧）的创造性的分布。事实上，这条曲线是老埃森克临床观察到的被他定义为“精神质”的人格特质的分布密度。构成这一分布的样本，至少具有“反社会型人格”，多数具有“犯罪倾向”，而在最右侧的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在正态分布曲线和精神质人格分布曲线中间画了一个宽箭头指向“企业家才能总量”，意思是，企业家才能其实是这两条曲线之间的某种平衡——不能太平庸如普罗大众也不能太孤僻如精神分裂症患者。

　　图8

　　波默尔的论点是，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有利于企业家才能被引导至生产性（企业）和建设性（文化、政治、艺术）的领域，那么，这一社会的犯罪率就应大幅度下降。反之，当制度阻碍企业家才能的宣泄时，犯罪率大幅度上升。因为，对于深层心理分析学家而言，这是一项基本事实：人类的创造力源自无意识世界，如同一口沸腾的大锅，涌现到意识之内的只是极少数的泡泡，表现为“创意”。有鉴于此，制度对企业家才能的疏导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图9，仍取自2011年我在北京大学讲授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课程第六讲，根据老埃森克和波默尔的上述论点，我大致刻画了有利于疏导人群创造性冲动的制度特征，当然，是理想特征。

　　图9

　　这些理想特征，或许“宽容”之于天才人物的顺利生存是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其次才是诸如“自由”、“民主”、“效率”等因素。虽然，所有这些特征，长期而言，取决于奈特定义的“社会过程”。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意味着这样的“社会选择”基本议题：任一文明可能达到的文明水平最终取决于这一文明能够容忍和鼓励的多元化（个体自由）程度同时维系自身不致因这样的个体自由而瓦解。

　　如果一个社会陷入完全无序状态，它就很难保护或鼓励原创观念或有极强创造性的人物的生存。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只停留在洞穴时代，从无可能获得新鲜的与众不同的信息，那么，它也很难产生原创观念。如果这一判断可以成立，那么，只有“小世界”社会网络适合于产生原创观念。

　　对于制订与互联网相关的公共政策而言，真正困难的不是上述这些基本原则而是寻找适合于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情境的小世界网络。因为，我们知道，符合小世界拓扑结构的社会网络的集合，几乎涵盖了纯粹的官僚科层权力结构之外的大部分结构。

　　当然，小世界网络的集合哪怕包罗万象，也绝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小世界网络必定是自我稳定的。事实上，目前的互联技术趋势很可能使人类社会迅速离开小世界并进入冷漠时代的拓扑结构。也因此，晚近几十年兴起于西方的“社群主义”思潮的追随者们热衷于“面对面的交往”（face-to-face communication）。换句话说，在世界趋于冷漠（完全随机互联）的时候，为使更多的原创观念有机会涌现出来，公共政策必须充分顾及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交流（in-depth emotional invol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