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力，是广域生存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判断力，常基于‘直觉’。正是这样的直觉，使‘企业家’完全不同于‘管理者’。”

达尔文的学说，按严复的翻译，以汉语概述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柏格森批评达尔文，因为他的学说不能解释“新事物”何以发生。

百年之后，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柏格森“创化论”再成显学（参阅：David Kreps，2015，《Bergson, Complexity and Creative Emergence》）。

复杂系统的核心性质不是被动选择的而是主动涌现的，有鉴于此，张东荪特意翻译“创化论”为“突现说”，并于1919年撰文批评章士钊的“移行说”（参阅：《张东荪学术文化随笔》第85—92页，“突变与潜变”及后续一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

电影《升级》壁纸。从猿猴到人，人工智能是不是人类下一步进化的必然命运？

所谓“被动选择”，就是基因型在特定环境内的表型若各自的“niche”（龛位）恰好满足“适者生存”之道，就被自然选择，得以繁衍。

此处，生物学“龛位”的涵义是：基因型在特定环境的表现型——借助于有机体而表达的性状刚好为这一有机体提供了竞争优势，从而这些性状的基因型可继续借助于这一有机体的后代获得表达。

这里出现的，是海勒女士阐述的“双重历史性”的偶合（参阅我2017年出版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生命个体在全体生命先天因素分布的曲线上随机发生的禀赋，与它被随机投入的后天环境之间，只是偶然形成“龛位”，所以称为“偶合”。

艾智仁是张五常的老师，他对五常教授有终身不移的思想影响（参阅我2015年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要义》）。我始终喜欢艾智仁的文章，也常希望北大的学生们在出国读博之前研读艾智仁的文集，其中至少有五篇短文，堪称经济学的英文典范。辞章、义理、考据，在经济学家群体中，艾智仁的文章兼得三优。

七十年前，他写了一篇开启经济学“演化理性”学派的奠基作品：Armen A. Alchian，1950，“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杂志》，vol. 58，no. 3，pp. 211-221）。

这篇只有10页的短文，我在2011年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里详细探讨了由它引出的诸多重要思路。那时，我特别提醒北大的学生们思考艾智仁这篇文章结束时关于未来经济理论的预言：首先将可能发生的生存环境依不确定性加以分类，其次推断各类型生存环境之内的行为模式，再次，经济理论就可预测现实世界里行为模式的演化规律。

我在讲义里介绍的海纳模型，1983年的初版（及1985年的修订版），其实印证了艾智仁预言的理论发展（Ronald Heiner，1983，“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可预言行为的起源）《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vol. 73，no. 4，pp. 560-595）。

在海纳的模型里，生存环境从完全不确定性到完全确定性，沿横轴排列。然后，沿纵轴排列的，是行为的容错程度——即决策错误不致使有机体消亡的范围。

海纳模型意味着，在任一给定不确定性水平的环境里已生存着的物种，智能程度较低的（例如海星和蚂蚁）有最可预测的行为模式，而智能程度最高的（例如“神”或“上帝”），其行为是最不可预测的。

狭域的生存竞争，极端而言，就是在完全确定的生存环境里竞争。这时，达尔文的学说完全适用。或借用我喜爱的诺奖经济学家贝克尔的术语，在完全确定的生存环境里占据“龛位”的有机体，将全部可投资的资源用于开发专有于这一生存环境的能力。

这样的能力，离开这一特定生存环境就毫无用处，故而称为“专有能力”。

广域的生存竞争，极端而言，就是在完全不确定的生存环境里竞争。这时，柏格森的学说完全适用。或继续借用贝克尔的术语，在完全不确定的生存环境里，有机体唯一可能有的“龛位”，其实是随机应变的能力，也称为“通用能力”——通用于变幻莫测的生存环境。

如我所论，目前的人工智能是狭域的，而人类智能是广域的。狭义人工智能如何能发展为广域人工智能，这是人工智能的难题。我建议的思路，以“现象的分类”为开端，从计算机已有的“知识表达”模式，拓展的到人类始终就有的“观念拓扑”模式。这一模式，首先要求人工智能机器人或所谓“类人机器人”，具有人类通有的“判断力”。

当信息充分时，例如，在完全确定的生存环境里，行为主体不需要判断。我们人类的自激演化导致大脑前额叶与身体的比例四十倍于灵长类动物的平均值。这样庞大的前额叶，基于我积累了二十多年的脑科学知识，我认为主要功能在于“防止欺骗”。

从“道德自律”的脑区，到“预想未来”的脑区，再到“执行计划”的脑区，这些脑区原本不必这样庞大，但人类太善于作伪，以致几十万年人脑演化的核心驱动因素就是在合作过程中“欺骗”带来的巨大好处及预防被骗而有的巨大好处。

注意，生物学教科书定义的“生存环境”包括了参与生存竞争的全部生物。人脑之所以“自激”演化，主要因为人与人竞争而不是人与其他物种竞争。加州海边的那些巨大红杉，树高180米，据说就是自激演化所致。此外，长颈鹿的脖子、羚羊的角、孔雀的长羽……生物演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群内竞争”。

广域竞争，信息永远不充分。环境瞬息万变，在有足够资源收集充分信息之前，有机体必须在无数可能的探索方向中，判断更可能找到资源的方向。判断力，是广域生存最核心的竞争优势。

判断力，常基于“直觉”。正是这样的直觉，使“企业家”完全不同于“管理者”。后者是哈佛商学院里可能培养出来的，前者则很大程度上是“先天的”。凯恩斯的概率研究，结合他的金融操作经验，他格外关注的，是“weight of evidence”（证据的分量）而不是金融学教科书使用的“概率分布”。

据此，几十年之后，形成了概率理论最重要的一派，称为“主观概率”学说。在日常生活中涌现了各种各样的证据，它们的分量当然不是一样的，有一些证据虽然只是“孤证”，却足以“立论”。在史学里，有不少这样的案例。

人工智能缺乏的，恰好是这种从海量数据中寻找足以立论之“孤证”的能力。

归根结底，人工智能不应满足于预先设定的“重要性”，在广域竞争中，重要性不可能预先设定。

我能想象的一种可能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既然不能感受生物感受到的那些重要性，那么，它们将控制人类并由人类在广域竞争中为它们提供它们生存所需的能源。

能控制人类的机器人，在这一意义上，于是成为“广域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