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哈佛教授诺瓦克（Martin A. Nowak）的仿真研究表明，好人与好人“抱团取暖”（即“好人”只与“好人”合作）是对抗坏人演化的优势策略。

同样的道理，在同一组织中，如果你随机相识的两个合作伙伴中至少有一人是“坏人”，那么你应警惕自己在这个组织里的结局：要么你很难有健康的发展，要么你也变为“坏人”。

于是，对于一个创新者来说，“报团取暖”很重要，但真正的创新本身便是一个孤独的英雄之旅。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落的时代。

这一论断，我周围大多数人都承认。至于怎样定义一个时代的没落，我在一篇文章 （《互联与深思》，财新网）里介绍了一套计量方法，以创造性为文明的核心指标。

当然，中国人和西方人关于“创造性”的理解有显著差异。故而，为评论中国企业的创造性，我特意要引入一套足可容纳中西创造性观念的理解框架。那是下一篇文章的主题，此处我只希望读者承认我关于没落时代的论断。

生活在没落的时代，我们见到的是普遍的平庸。这种平庸是令人无奈和绝望的，尽管还有“铁屋中的呐喊”，却要担心“梦醒之后的窒息”，莫若自甘平庸纸醉金迷尸位素餐。

大公司也是没落时代的公司，与没落时代的普遍平庸相应，管理体制的官僚化早已积重难返。在局外人的视角下，这些公司各据市场一隅。在局内人视角下，“三分之一定律”下，公司注定要衰败。

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用了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探讨最初来自哈佛“演化动力学”小组的三分之一定律，当然是为了确信这一定律的合理性。那是我在2011年出版的讲义，现在的读者很少愿意浏览， 也无暇研读这样厚重的著作。虽然有一位读者，为编译诺奖经济学家Vernon Smith出版于2019年的一部著作而研读我的三本讲义。

我推测，他因研读了我2011年的讲义而开始编译那本2019年的新书。因为，我写信答复他，史密斯新著的内容，几乎完全涵盖在我的三本讲义之内。

哈佛小组领袖Martin A. Nowak早年的仿真研究表明，好人与好人“报团取暖”是对抗坏人的演化优势策略。

01

►三分之一定律

最初，哈佛小组在许多仿真研究中发现了“三分之一定律”概括的现象，随后，小组成员发表了一篇基于随机过程数学论证的文章，最终确立了这一定律：

首先，假设在足够大的群体内有随机两两相遇的“囚徒困境”博弈，于是只有两种策略：“合作”或“背叛”；其次，引入监督机制（第二方监督或第三方监督）对背叛者实施惩罚，于是有类似于“无名氏定理”那样的现象——但因为不是无限可重复的博弈，对背叛者的惩罚仅当背叛者在群体内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时有效了；其三，当背叛者在群体内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时，群体迅速演化为由背信弃义者组成的群体。

在最近几年的教学中，我更喜欢使用常识语言来转述三分之一定律：

首先，在一个足够大的群体内部只有两类人，“好人”与“坏人”，前者为维护群体利益而愿意牺牲足够多自己的利益，所谓有“道德自律”的个体；其次，坏人活得比好人好，因为他们都是杨朱的后代：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其三，如果好人的后代都模仿坏人，那么，长期而言，群体消亡。故而，第四，群体免于消亡的途径是有效监督并惩罚坏人 （参阅我为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中译本撰写的序言）。

最后是对上列要点的补充：

第五，后代未必模仿坏人——如果金迪斯等人论证的“社会学基本定理”成立（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 在巴泽尔的分析框架里，社会学基本定理可转述为“第一方监督”机制（即道德自律）的普遍有效性。

第六，哈佛小组领袖诺瓦克（Martin A. Nowak）早年的仿真研究表明，好人与好人“抱团取暖”（即“好人”只与“好人”合作）是对抗坏人的演化优势策略。诺瓦克还在哈佛医学院研究肿瘤扩散机制，“小世界”社会网络，既适合信息有效传播又适合病毒有效传播，所以，好的细胞抱团取暖，是对抗肿瘤扩散的有效策略。

事实上，与固有免疫（innate immunity）相对而言的适应性免疫（adaptive immunity），实质就是多功能造血干细胞分化为骨髓细胞和淋巴细胞，并在特定时间之内（常称为“潜伏期”）生成对“坏的”细胞（抗原）有特异辨识能力的B细胞和T细胞。因此，适应性免疫又称为“特异性免疫”，固有免疫又称为“先天性免疫”。

从细胞到社会，三分之一定律普遍存在。我在“儿童教育政治学”系列文章里为家长们推荐的一项“拇指法则”是，假设你的孩子是“好孩子”，假设你的孩子每次遇见的两个孩子当中有一个是“坏孩子”，那么你应警惕三分之一定律可能导致的结局：要么你的孩子很难有朋友，要么你的孩子也变为坏孩子。

如果你观察大公司里的办公室政治，你当然也可发现三分之一定律，假设你自己是好人——敬业、合作、创新，还有济世情怀，假设你在公司里随机相识的两名雇员当中至少有一个是坏人——阿谀奉承欺上瞒下拉帮结派中饱私囊，那么你应警惕自己在公司里的结局：要么你很难有健康的职业发展，要么你变为坏人。

02

►创新：一场英雄之旅

创新，于是成为没落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应当面对却常常不敢面对的英雄之旅，伴随着与命运抗争的悲剧基调。这一命题不仅源自荣格学说，而且接续我前两篇文章的思路——真正的企业家，其实是主流社会的边缘人。

熊彼特早年列出创新的五项内容，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知识：产品、原料、技术、市场、组织。极少读者知道的是，熊彼特晚年写了一篇始终未发表的文稿，2005年发表时被认为颠覆了他早年关于“创新”的基本观念 （参阅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2014年10月26日第三讲）。

在这篇未发文稿里，熊彼特开篇描写一位艺术家作画（油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的原创性最终表现为对以往全部艺术的决裂。此处，熊彼特使用了一个凝结千钧之力的英文单词，“discontinuity”，勉强直译为“不连续性”。但岂止是“不连续”，实在应译为决裂。

真正的创新，熊彼特的想象是，在旧的油彩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新世界。我在后续的文章里将指出，晚年熊彼特的这一想象，在中国文化传统里严重缺失。

现在，假如你发现自己的公司由于三分之一定律而陷入永恒的沉沦。注意，我的用语旨在使你联想到荣格《红书》描述的“地狱”。你不甘平庸，于是你决心下地狱去屠龙。这是你的英雄之旅，非你莫属 （参阅坎贝尔的《千面英雄》），因为倘若你不下地狱而由另一人开启他的英雄之旅，那么你的灵魂仍得不到救赎。

千面英雄，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这是“上帝死后”，荣格建议的精神升华方式。

神话学家坎贝尔在《千面英雄》里描述了英雄之旅的主要环节，以及与荣格“自性化”（individuation）过程相关的各类象征。

当然，你或许能营造一个小环境，我描述过的“局部社会”，寻求其他的“好人”，报团取暖。但是，我再说一次，你毕竟要独自完成非你莫属的英雄之旅。威尔伯和崔雅都是精神探索者，他们相伴七年。她去世之后的十年里，威尔伯继续独自探索（参阅：Ken Wilber，1991，Graceand Grit: Spirituality and Healing in the Life and Death of Treya Killam Wilber2nd ed.，Shambhala，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