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新网 | 作者：汪丁丁

学问的开端，最好是这一学问的思想史。只不过，多数学生关注如何找到最好的职业而不关注怎样是学问的最好开端

以往几十年，我的写作习惯是“每言必有引文”。我写了几套讲义，每套几十万字，出版之后，读者来信说不容易读。我在北京大学讲课，20年前，依照美国惯例，课程参考文献约300篇。随着国内学生阅读英文文献的热情日益减弱，后来逐渐减少至80篇，再后来由我在课堂讲解必读的文献。最近三年，我决心写几本“小册子”，名之为“要义”，不要文献索引或尽可能不索引文献。于是有了2016年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要义》——那时我还允许这本小册子有插图，和2017年出版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这时我已决定不要插图。

　　不过，凡涉及“行为科学”的讲义，由于行为科学之发展日新月异，等到讲义出版时，许多参考文献确实需要更新。与其索引，不如不要索引只述“要义”。但是现在我要概述的是60多万字的《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2014年出版）以及更早出版的40多万字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很难不索引文献。因为，思想史原本由积淀许多年的经典构成，不会“与时俱进”。

　　这次依惯例随妻子到夏威夷海边赋闲两月，最初七天，我认为根本不应写诸如《经济学思想史要义》这类小册子。然某日观海忽有所悟，散步回家手绘心智地图发布于我的微信“朋友圈”，当即引发学生吴子陶和黄小骑等几十人的热议。朋友们的议论与鼓动，让我有了热情继续构想这本尽量不索引文献的“小册子”。并且，这也是我的“微信写作方式”，将正在写的文稿片断发布在微信“朋友圈”里引发议论，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我的读者。

　　既然不能索引文献，我索性命名这本小册子为“思想史基本问题”。因为，讨论“经济学思想史的基本问题”，我仍要相当多地索引经典文献。相对而言，思想史领域远不如经济学思想史领域这样“井然有序”，甚而可认为是“杂乱无章”。或许，也因此而富于生机。

　　多年来，凡在大学开课，我总要提醒学生们关注这一命题：“任何学问的正确开端是且仅应是这一学问的思想史。”因为，若不如此，我向他们提问：你怎样知道你坐在任一大学任一教师任一课程的教室里，你投入的时间是理性的？学校固然有名，但教师及课程对你而言未必具有“重要性”。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我在为本科生写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的开篇已有一番讨论。我在那里列出三类态度，其一称为“赶时髦”——这位老师的这门课程是“热门”；其二称为“服从权威”——根据这门学科的思想史所列重要主题而选择课程并选择授课教师；其三称为“学究天人”——根据感悟且绝不盲从任何权威。对大多数学生——如果不是天才，我建议的是第二类态度。当然，这一态度也是学术的传统态度。

　　我也在老友黄益平主持的包括数百名财经专家的微信群里讨论了上述命题。多数人不发言，少数发言的朋友，赞成的之外，不赞成的提出一种意见：学术思想史很难读，不如先学专业再读思想史，有助于反思专业。这一见解，我认为在实践中是正确的。犹如学游泳必须在游泳中才可学会，只看书或看他人游泳是学不会的。虽然实践与理论要求不同的学习方式，事实上，学术与学术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课程，在美国主流大学里通常是同时选修的。只不过，最近20年，美国的主流大学，选修思想史课程的人数越来越少，以致不少大学的思想史课程已无法继续开设。有鉴于此，我可修订上述命题：学问的开端，最好是这一学问的思想史。只不过，多数学生关注如何找到最好的职业而不关注怎样是学问的最好开端。

　　思想史相当于一幢装满“心智地图”的大厦，在那里，有遗存在传统里的各种思考。只要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最聪明最智慧的人，我们就要认真浏览这些心智地图，并很容易就注意到那些公认最聪明最智慧的人与他们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以及，更重要的是，注意到他们认为重要却尚未澄清的问题。

　　十几年前，我为实验班同学们解释何为“重要问题”。那时我列出重要问题的三要素：1）挥之不去，反复发生；2）以前已有足够多的学者讨论过从而在学术传统里可以找到问题的痕迹；3）足以打动研究者的心灵，让他相信这是“属于他的问题”。实验班的同学们，有几位可能找到了具备上列三要素的问题，大多数可能还没有找到。牛顿之前的天文学家开普勒，我认为他必定是找到了重要问题。因为他这样感慨：在我动笔之前，上帝等待了数千年。在我停笔之后，世界还要等待悠悠数百年之久，才有人来读我写的。在当代中国，我认为梁漱溟找到了他的重要问题。因为，他从香港乘船到澳门，始终立于小船前头，日本飞机前后左右投弹，炸沉了他前面的小船和他后面的小船，唯独不能炸沉他的小船。岸上来迎接他的友人都很惊讶，询问为何。他坦然相告：我这一生要写三本大书，若书未写完我就死去，则中国大地山河为之色变。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信念，源于他关于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重要性感受。俗语说，人靠“精气神”活着。南怀瑾的解释是养生家的（“精”、“气”、“神”各有其深意），但通常的解释，很直白，就是“人靠精神马靠鞍”。梁先生自信找到了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且以中国之大，这一使命居然“非他莫属”，当然，也就有了让他不死的精神力量。果然，出版了第三本书《人心与人生》，几年之内，梁先生辞世——喷血而死。

　　思想史的核心意义，对教育而言，就是熏陶学生们关于重要问题的敏感性。否则，我问学生们，你们到哪里接受这样的熏陶？可是，我读了不少思想史教材，却无一本教材将这一核心意义提出来。可能因为在西方的学校里，老师并不关注学生们是否有重要性感受。主流教育学家的观点，学生是否有重要性感受，这是“天赋”，多数学生没有，故而民主社会的教育不必关注。另一可能的理由是，西方的学生可跟着优秀老师研究具体课题，言传身教，可有重要性感受的熏陶。相比之下，中国目前的学校，大多数学生只是老师的“打工仔”，甚至课题的全貌都无从熟悉。注意，在人类知识的版图上，不熟悉全貌的人，很难有重要性感受。

　　阅读国内发表的思想史论文，我的感受是，国内的作者要么缺乏逻辑训练要么缺乏哲学训练，这在西方很少见，因为西方的哲学训练（尤其在分析哲学传统里）已包括很好的逻辑训练。这一判断或许太苛刻，但与实际情形相去不远。在中国各大学，思想史的经费越来越少，能够吸引的人才也就越来越平庸。探讨思想史的基本问题，逻辑训练与哲学训练，不能偏废。

　　我的另一感受是，中国作者发表的思想史文章，当然，常常围绕特定的思想史人物展开。但若局限于此，则人物与思想的意义都被遮蔽。故而充斥着这类文章的是掌故与细节，其中最佳者，辞章与考据堪称典范而义理不足。思想史视角，要求研究者，如怀特海所言，首先想象“整全”，然后，由整全回到眼下的“具体”，可有重要性感受。余下的任务，是表达自己的重要性感受。

　　浏览用英文发表的思想史文献，我亦觉不很满意。尤其是，各家论证各依家法，有尼采派，有康德派，有分析哲学派，有实用主义派……不一而足，总觉支离破碎，想起朱熹对后期儒学的批评——“支离”。为何没有整合百家之努力呢？每感“天下为道术裂”，就有冲动要写这本小册子。虽然，我的思路实在无门派可依。或许因此，我才敢有这样的思路。

　　与中国知识人吃苦耐劳的传统相去甚远，朋友们说我是被妻子“惯坏”的。我写作，尽可能要“华屋、佳肴、美景”三者俱备。故而，每一本书出版，必有我家“小李”的贡献。其实，华屋者，不是“金碧辉煌”，只要求卫生达标。我在另一本书的“自序”里写过，世界上五星级酒店能达小李标准的，只有东京六本木“奥克伍德豪庭”。卫生达标，在我和小李而言，是“温饱”的意思。若温饱不足，很难生活。夏威夷的清洁工勉强达到我们的卫生标准，好在这家酒店客房里配备全套厨房及餐具，高层又有极佳海景，且威基基海滩有一家日本超市“Mitsuwa”和一家人气很旺的“Food Pantry”，常有小李制备佳肴所需的新鲜食材。

　　写了初稿的第一章，急于与朋友们分享，这是我现在的写作方式不同以往之处，是被微信“惯坏”的。感谢归擎——及时为我写作第二章提供了《毛泽东年谱》全套修订版，感谢吴雪君和吴子陶父子俩——前三章每篇必读且读必有评，感谢杨东睿——他读且评论了文稿的第一章，感谢文景出版社我的老友李頔和姚映然——她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学术写作，感谢我的那些微信朋友——他们积极参与了我在“朋友圈”里发布的思想史基本问题的心智图及四项基本假设（命题）的讨论，我浏览11月1日动笔至11月16日完稿这段期间微信“朋友圈”的讨论，依序将他们的姓名写在这里：黄小骑、毛云峰、陈侃、栾坚、黄霁、林京、李文生、庞春、庞振超、李伟、包当世、刘业进。最后，我和小李感谢每周六下午来打扫我的住房的美籍菲律宾清洁工 Justina——她与我同年出生，在这家酒店做了30年，是最资深的清洁工，每小时正式工资17美元（不包括例如小李每次给她的小费10美元），每天要打扫大约16套客房（及厨房和厨具）。我检索从苹果电脑导出的日历（我十几年的“苹果经验”表明记录于日历的文字是基于苹果系统的全部平台上通用性最强且最不易丢失的资料），上次到夏威夷海边入住这家酒店是2013年1月3日至3月3日，那时我在写《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那本书很厚，写了四个月（另外两个月我和小李住在东京那家奥克伍德酒店）。也是检索日历，我看到2013年2月24日小李带我到威基基海滩的那家苹果总店买一台 McBook Air，13吋，8GB随机存储，512GB内置硬盘，2000美元（同样的配置现在售价1400美元）。与持续下降的电子产品价格对照，那时小李每次付给（也是来自菲律宾的）一名清洁工的小费是5美元。不到五年，威基基海滩，农产品价格和劳动工资涨幅超过一倍，年均增幅超过15%。仍与2013年初我的感受相比，不到五年，尽管价格上涨至少一倍，食材的品质却显著下降。我的这一判断，已充分考虑了影响我主观感受的其它要素。且不提品质远不如台湾凤梨的夏威夷菠萝，也不提品质较东南亚略差的本地芭蕉或较中南美略差的香蕉，仅就味道仍为全球最佳的大宗产品木瓜而言，与五年前相比，现在很少能买到高品质的木瓜，不论你打算付多高的价格，高质木瓜很少。对美国普通人而言，牛肉是大宗食材，在不到五年时间里这一食材的价格涨幅也超过一倍，新鲜牛尾的价格涨幅大约是五年前的两倍。酒店旁边每星期六仍有一个“农贸市场”——有很吸引人的名称“来自夏威夷本土的创意”，不过，那里的新鲜食材与那里夏威夷土著的人数一样越来越少或完全绝迹。我在一篇题为“库克船长之死”的实验文学作品里写过，夏威夷原住民大多与夏威夷王族有血缘关系，并且夏威夷土地在加盟美国之后大多是皇家所有的——所以这里的房价有“田底”（lease-hold）与“田面”（fee-simple）之分，大约是十几个到二十几个百分点的价差。良港及沿海的酒店等设施大多由王族拥有“田底”，故常年有租金收益。由于他们与王族的关系，夏威夷原住民有权从王族获得生活资助和教育资助。用旧中国的日常语言说，这是靠“剪息票”生活的群体。用现在中国都市的日常语言说，这是“拆二代”群体。我确实很少见到他们参加体力劳动，或许，我推测他们也越来越不擅长劳动——此语绝无贬义，我认为未来的人类都将如此生活，套用地产界一名波兰裔英国年轻人（Alex Szepietowski）2016年的TED演讲，息票收入可称为“被动收入”（passive income）——其实，我认为他还没有“活明白”故而仅仅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新词来忽悠其他人而已。大宗的劳动，因为“大宗”故而有“规模收益”，可由机器人去做。我们做的是“小宗”劳动，主要特征是创造性，或可称为“创造力密集型”的劳动。目前，夏威夷农业与服务业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休闲资源升值与劳动力升值是两项主因，我认为，推动夏威夷的“休闲物价”以高于美国本土的速度持续上涨，同时，农产品的质量持续下降，呼唤农业机器人和农业的创造力密集型劳动。机器人参与大规模劳动的时代降临，人类全面转入创造力密集型劳动，那时的思想模式是怎样的？容我在这本小册子的结尾再回来讨论。

　　初稿于2017年11月16日，修订于2018年1月3日。

　　作者为财新传媒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返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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